赵燕菁: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 ( 2017-5-09 ) [返回]

发表时间:2017-5-19      资料来源:规划中国




01  引言:边缘-核心


1966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在《极化发展理论》(1969)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核心-边缘结构迅速形成。原本互不关联、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凡是靠近核心地区的城市迅速增长,反之,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城市间人口移动迅速取代城乡间人口的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核心城市进入自主增长的同时,边缘地区的传统增长之路已被阻塞。城市化阶段从1.0开始进入2.0。


02“核心城市”与规模竞争


城市乃是公共产品的集合。根据竞争理论(赵燕菁,2016),城市之间竞争公共产品供给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个阶段。城市化开始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应很少的城市,城市处于供不应求阶段。按照阿尔钦规则,当产品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那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能进入公共服务效用较好的城市,取决于威克瑞竞争的结果——边际上出价最高的劳动力令出价第二高的拍卖者消费者剩余小于零。被排除在城市之外的城市进入次一级效用较差但成本较低的城市。每个城市的规模取决于有多少劳动力的预算高于边际上预算减去成本为零的那个劳动力[1]。在供不应求阶段,每个城市都获得程度不同的增长。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1.0阶段。


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劳动力收入(预算)的增加,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此时,1.0阶段同步增长的城市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城市增长而另一部分城市开始停滞甚至衰落。根据阿尔钦规则,当供给大于需求时,竞争只在不同城市之间以熊彼特竞争(Schumpeter Competition, 1934)——市场上最优的生产者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展开。竞争分为非报酬递减和递减两种形态。


所谓非报酬递减,包括报酬恒定和递增。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市场上均衡的规模就是城市最大化其公共服务时的规模。最优的生产者排除所有竞争者攫取全部的市场。根据理性生产者假设(必须获得正的利润),最优的价格就是次优生产者利润刚好为零时的价格。在这个价格下,次优城市(以及所有其他更次的生产者)会自动退出。市场上只有一个城市。


报酬递减的情形稍微复杂,一个城市利润最大化时的规模可以大于、小于或等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当大于或等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时,均衡的结果同报酬递增和恒定时一样,只有一个最优的城市。但如果市场规模可以容纳多于一个生产者,我们可以把熊彼特竞争稍作拓展。此时,最优的城市不会占领全部市场,而是停止在其最优的城市规模上。同时,第二、第三个生产者开始加入(或最优城市建设第二、第三个新城),直到第n-1个城市(或新城)容纳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群的出现,就是“核心城市”不断扩大,将原来独立的公共服务是纳入自己的辐射圈,同时将其它原本独立的城市变为自己的“边缘城市”。一旦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形成,“核心城市”就进入自我循环增长的扩张。由于公共服务有着显著的规模效益,巨大的规模保证了高水平基础设施(机场、通讯、高铁、地铁、港口、教育等)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这就是城市间的效费比(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用公式表示,就是:

P=U/C

这里,P代表性价比(cost performance)。U代表每个城市人口获得的效用(Utility),包括基础设施(交通、文体等)、服务(教育、医疗、消防、治安)及各种制度(法律等)等。C代表每个城市人口为这些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Cost),城市的竞争力则取决于不同城市的性价比P——如果一个城市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城市就扩张。反之,就收缩。显然,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个居民负担的成本就越低,城市竞争力就越强。所谓“核心城市”一定是区域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城市。我们把通过规模减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称作“规模型城市”。


城市进入供大求阶段,1.0阶段就转入2.0。全面的城市扩张就会分化为此消彼长——“核心城市”持续扩大,“边缘城市”增长停滞乃至萎缩。城市间相对费效比P决定了区域中的“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从属关系。


03“边缘城市”与多样化竞争


显然,1.0阶段城市的规模赋予不同城市2.0阶段不对称的竞争优势。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扩张,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提高居民的费效比P。一旦城市规模形成,机场、高铁、港口、电厂、水厂……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就会因规模经济而具有难以超越的成本优势。这些城市也构成了弗里德曼所说的“核心地区”。


现在,我们要回到本文的主题,在城市化2.0阶段,“边缘城市”的竞争策略是什么?其实,公式P=U/C已经给出了唯一答案,就是通过提升城市的效用U获得与“核心城市”匹敌的性价比P。那么,如何提高效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视作一个连续不同的实数集。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一个消费人。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 dissipative)。同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这就是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都存在效用损失。城市规模越大,效用的损失就越大。可以用一个鞋子的市场来解释这种效用损失。假设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规模经济)。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就需要鞋的“种类”越多越好。可选择的尺码越多,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当每一双脚都订做一双鞋时,效用最大。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在城市里,每一个公共服务都可以是这样的“鞋子”,越是规模经济,越是效用不经济。


怎样减少这样的效用损耗?这就需要和规模经济相反的服务——多种多样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在1.0阶段,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进入2.0阶段,预算约束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约束,其消费约束是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换句话说,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而是受到效用缺失的限制——有钱买不到对路的服务。这就是供给侧不足,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


显然,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由于规模经济是“核心城市”的优势,反过来量身定做的专门化服务就是“核心城市”的劣势。这就给“边缘城市”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新机会。只要“边缘城市”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即使成本C很高,也足以形成相对“核心城市”较高的性价比P。


当城市化进入2.0阶段,城市公共服务从成本竞争转向效用竞争——城市通过提高效用U而不是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P。在1.0阶段成本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发现并提升本地独一无二的效用重新获得新的竞争力。如果说核心城市的竞争力P主要来自低成本C,那么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高效用U。我们把通过提升城市效用U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称作“效用型城市”。


04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


边缘与核心竞争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方法与“规模型城市”的规划方法必定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有时会完全相反。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探索全新的规划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维护管理模式。崔恺(2017)院士在为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所做的一个规划中,提出“蔓藤城市”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形象地对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手法加以描述:


分工对象城市

同核心地区专业化分工,是边缘城市增长的主要途径。因此,边缘城市城市化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与之分工的核心城市—— “分工对象城市”。分工对象可以是一个城市,也可以是多个城市。分工对象的等级越高,边缘城市所能参与的分工水平就高。分工对象城市需求,是边缘城市增长的动力之源。分工对象城市可以是本地城市,也可以是外地城市甚至外国城市;可以是一个城市,也可以是多个城市或者“一主多辅”。


如果把效用型城市视作一个蔓藤结构,其交通节点就好像“蔓藤”的“根”——其根系连接的城市,就是这个效用型城市与之分工的城市。效用型城市的消费者,都是高净值人群。对高净值人群来说时间成本要远比低成本更重要。如果一个城市的停驻时间是一周,而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天,吸引力就会大幅下降。在这方面,云南的枢纽机场做得非常成功。在云南,大部分机场不是从目的地机场直飞各景区,而是全部飞到昆明,再由昆明机场转飞各地。在有限的人流下,支线机场也可以实现广域的分布和很高的高频率。同样的效用,谁与中心城市可达性更好,谁就拥有更多的成长机会。乌镇、莫干山等特色小镇,都与其所处的位置便于在可控的时间内到达而获得更多的区位优势。


规模、结构与性质

如果说核心地区是依靠巨大的规模降低成本获得压倒其他城市的性价比,那么边缘地区的竞争力则需要依靠“量身定做”提供专门化的服务获得高性价比。因此,核心城市必定“大而全”,而边缘城市应该“小而专”。与核心城市规模扩张不同,效用型城市为了更加专业化,宁可牺牲规模。只有“小而专”,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特地人群“订制”专门的服务。


效用型城市结构可以像“藤蔓”那样由“藤”和“叶”两部分组成。“藤”是为不同功能片区提供运输服务性干道。“叶”是不同的运营功能区。每个“叶”片相对独立:“叶”外部通过“藤”与“根”——机场、高铁的交通节点——联系分工对象城市。每一个“叶片”的规模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需求增加不是扩大单个叶片,而是增加新的叶片[2] 。


整个“蔓藤”的规模由数量不同的叶片加总形成。每个叶片只服务专门化的城市功能——该功能是分工对象城市功能的一个片段。“叶片”功能自我平衡而不是“蔓藤”其它“叶片”分工。每个叶片的兴衰受制于分工对象城市该功能的兴衰,而不影响其他叶片的兴衰。


人口要素

效用型城市的人口构成与规模型城市不同,其主要的居民由流动人口构成。这部分人口是城市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运营的主要收益来源。这部分人在分工对象城市居住工作,只有一部分片段时间轮流在专业化城市消费。城市的形态、建筑的样式、管理的模式,都要围绕这部分城市居民的特定需求进行设计。


效用型城市不排斥原住民,而是充分利用原住人口的在地基因,为城市提供土地、民居样式、在地风俗以创造与分工城市反差的独特性。为原住民创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效用型城市的主要目标。为了分工对象城市服务的就业人口比——如酒店的服务员、经理,城市的治安、消防、物业、垃圾、路灯、污水等部门的从业人员——是城市另一个主要的人口构成。 


城市运营

效用型城市适于采用各组团自治为主的模式。每一个叶片相当于一个自治的“小区”——功能自我满足,服务自我提供,社会自我治理,财务自我满足。安保、垃圾、污水、供电等自行解决[3]。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组团与组团之间的耕地、水系、林地必须维持原用途不变。达到不同环境景观标准的,还从运营公司分红[4]。 


每个“叶片”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公司自治模式。比如,可以通过物业公司(政府)——业主委员会(议会)——业主(纳税人)的结构治理。业主通过民主选举决定社区运营商。也可以由企业全资拥有组团物业,通过酒店模式,“租”给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持有固定物业经营权,将收益权出售成为轻资产公司(万达)。 


项目启动可以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公司)和原住民发起成立公司。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公司)负责土地整理和“藤”和“根”(外部交通)的建设;原住民提供土地、参与治理。政府到分工对象城市招商,并向符合条件的运营商转让股权,收回成本后退出。原住民成为只参与分红的优先股股东。运营商获得政府转让的股权,全权负责策划、投资并根据招商约定向政府交税。运营商达不到约定税收要求的,由政府按照约定标准赎回重新招标。 


符合条件的原住民可通过聘用在公司就业。新进入城市的居民(公司职工、服务人员)通过“先租后售”获得住宅。专业化组团经营越成功,不动产价值越高,居民同时分享城市增长。除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等),政府不参与城市的日常管理和经营。



05 特色:“边缘城市”规划的核心



对“核心城市”而言,其竞争力来自规模,特色并不是其首要的竞争要素。而专业化城市的竞争力来自提供与之分工 “核心城市”所不具有的效用,这就使得寻找乃至创造自身的特色,就变得远比“核心城市”的规划更为重要。“特色”上升为“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特色不是和自身比,而是和分工的对象比。比如,三亚空气质量同自身比没有什么特色,但是若是与北京分工,空气质量好坏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特色。


景观特色

边缘地区规划与核心地区规划的最大差别,在获得高城市性价比时,不是通过降低成本,而是通过增加效用。由于“景观”可以给城市带来独一无二的效用,因此必将成为效用型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核心要素。生态、环境、气候、文化、历史、建筑……所有能使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因素,都要成为效用型城市的规划基准。“田园城市”、“景观都市主义”都是可以借鉴的工具,但“效用型城市”的含义应远超这些规划理论——它赋予这些规划理念新的社会经济含义,使之可以成为城市化2.0阶段城市发展的规划工具。


核心地区城市规划,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是规划主要目标。其它目标最多成为装饰规划情怀的愿景。传统文化不仅没有经济价值,甚至导致城市建设成本增加(负的价值)。但在边缘地区规划中,必须创造独有的城市效用,才能与核心城市互补。而历史文化的差异就成为独特性的关键载体,是消费的主要对象。虽然历史文化的发掘需要更多的成本,但只要带来的效用更高,就会吸引到所有的消费。


对于“效用型城市”而言,“景”是区别其与分工对象城市的主要手段,差异化是同其它“效用城市”竞争的核心工具。“城”和“景”的一体化,是“边缘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和最高境界。“景”既可以是自然,山脉、溪流、稻田、气候……也可以是建筑、街道、活动、文化……“城”的价值,就是建基于这些“景”的特色基础上。越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效用型城市”的价值就越高。


文化特色

在以降低成本为核心的城市化1.0阶段,传统文化经济价值不高,甚至导致城市建设成本增加,形成负价值。但对于专业化“边缘城市”而言,历史文化是城市功能独特性的基础,是消费的主要对象。虽然历史文化的保护需要更多的成本,但也会带来更高的效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蕴藏在每一个传统村落里的文化基因,独特的建筑材料和工艺,变化多样的地形地貌都是原始资本。对于“边缘城市”而言,任何一个和北京上海不一样的地方都是机会。发掘、定义和延伸场所的历史空间和文化肌理,就成为“边缘城市”在规划时需要优先考虑的内容。


“蔓藤城市”是适应特色优先边缘地区规划的最优解决办法之一。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保护并延伸城市的传统文脉、空间机理,最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建材和本土技术。特色是“效用型城市”规划开始时首先需要设计的内容。新建设的部分应当从传统部分的历史基因中“成长出来”而不是“嫁接上去”[5] 。发现传统的制度基因(营造方法和相邻规则)并与现代需求(土地出让规则和设计要求)对接,是“效用型城市”规划需要设计的“新技术”。


为了既能保留日益稀少、珍贵的美丽山水、田园、村落和山丘,崔恺在“蔓藤城市”构想中提出“城景共融、塑造山水城市格局,组团布局、传承聚落打造小镇,功能混合、分组配套激发活力,自由路网、路路有景慢行交通,开发模式、小尺度高密度渐进,田园都市、延续生态农业景观”六大理论(《中国建设报》,2017)。


技术特色

优先并不意味着成本不重要。即使边缘地区的城市也必须创造正的现金流。边缘地区城市化不意味着成本不重要,而是意味着面对的问题不同,节省成本的方法不同。不论何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仍然是规划的核心关注。对边缘地区效用型城市而言,只是节省“成本”的技术变了。


离散的空间布局,要求供水、供电、排污、固废等公共服务都要采用小规模、分布式、低冲击的技术。太阳能/风能技术、地埋式污水设施、无害化垃圾处理、非标准道路断面/坡度/曲线……这些技术集合“蔓藤式”的城市布局,可以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的城市基础设施规范。崔恺在“蔓藤城市”概念中提出,道路规划摒弃横平竖直、大尺度的城市模式,采用自由式布局的方式,依山就势、路随山转,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改变城市大尺度、割裂的功能划分和布局方式。如果将这些理念转换为新的技术规范,“边缘城市”自然会形成区别于标准化的核心城市。


06 实践和应用


专业化城市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成功的实践。比如专业化的军事城市、专业化的交通城市、专业化的旅游城市等。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能通过有目的的选择分工,实现高水平的城市化。总结成功城市的规划案例,对于“边缘”地区城市的规划方法的一般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实践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9年版(2001年批准)的《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化城市规划实践之一[6] 。规划放弃历次三亚总规的常规方法,开创性地提出:“突出三亚市热带海滨旅游城市特征,逐步向专业化城市的方向发展。”规划放弃自求功能平衡的传统规划方法,将三亚视为国内外一线城市的“后花园”。通过与顶级城市之间的分工,将三亚定位为专业化的旅游规划。规划按照专业化城市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与旅游无关的城市配套功能(特别是产业用地)。调整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为旅游服务的城市功能。


三亚规划按照专业化的需求,对城市结构和形态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从原来在主城区集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转变为沿海岸线“蔓藤”式增长——按照不同的湾区,形成不同特色、不同标准、不同旅游对象的城市组团。各组团之间不强调功能互补,而是独立建设、运营,并分别同一线城市展开分工,初步形成了“蔓藤城市”的增长模式。三亚市区、大东海、亚龙湾、海棠湾……组成了大三亚市,但它们之间的功能则相对独立,同海南岛以外的城市的分工,远多于各组团之间的分工,从而构成了典型的“蔓藤城市”结构。


云南香格里拉洪塘镇红皮村海拔3,300.00米,年平均气温5℃。地僻人稀,农户402户,农业人口2127人,劳动力965人,全部从事第一产业。耕地面积5,648.00亩,人均耕地2.7亩。十年前(2006)全村经济总收入334.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06元,属绝对贫困村。


2013年,来自法国的背包客Constantinde和来自福建的贝壳,两人设计复原了洛克的探险路线,5天4夜的行程中,马帮队伍经过高山垭口、森林、草原和湖泊,最后回到基地。基地就选在文化和风貌依然保持原生态的红皮村。马队的标准配备是:1个领队、1个领队助理、1名安全向导、1名医生、2名厨师,再加上照顾马匹的10位当地人,以及6名报团的旅客。为了确保一趟形成的品质保持到最佳,马队接纳的报名人数不会超过6个人。每名旅客能享受到接近3人和3匹马的服务。加入马帮服务的村民连人带马,每位可以在四五天内挣到两千多块钱。


参加马帮之旅的多是云南省外甚至国外的高端游客,通过香格里拉机场和昆明枢纽机场与“核心城市”连接。每位游客5天4晚的价格是26800元,4天3晚价格23800元。这意味着尽管红皮村还是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开始同遥远的城市分工,开始成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随着完全在藏寨基础上改建的香格里拉仁安悦榕庄在村里建成,“边缘”的红皮村通过同“核心”地区的分工,迅速“城市化”。壮丽的星空、清澈的溪流、游荡的牦牛……这些独特的藏区原生态文化不仅无需改变,反而成为红皮村参与核心城市分工的独特资源。 


红皮村的例子说明,只要发现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并把其特殊的效用嫁接到核心城市的分工链中,即使一个村落(甚至一栋房子),也可以立刻被“城市化”,无论多么偏远,都可以与世界上顶级的城市分工。每一个乡村民宿,就如同蔓藤上的一片叶子。无数叶片通过藤蔓与树干相连,构成“边缘”地区的城市。对于“边缘地区”而言,只要能参与同“核心”城市的分工,原来的景观、建筑哪怕没有任何改变,也和以前的农村完全不同了。


尽管“规模小”有利于量身定做式的专门化,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专业化城市一定都是红皮村这样的小“城市”。如果分工的对象足够多,专业化城市也可以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佛罗里达的迪斯尼城、拉斯维加斯和新加坡等。其中迪拜最为典型。迪拜是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面积388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在世界地图上,无论从什么角度,迪拜都属于“边缘地区”。40年前,迪拜选择了专业化城市的方向——为全球最顶级的消费者服务。所有城市建设——从七星级帆船酒店到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都为世界的富豪量身定做。同顶级城市分工,使得石油储量不如周边国家丰富的迪拜迅速崛起,2005年,人均GDP达到3.1万美元。由于迪拜当地人口只占254.7万总人口(2016年)数量的15%,按本地人计算的人均GDP会更高!这一人口结构也突出地显示出专业化城市的特点。


迪拜之所以能同国际顶级城市群分工,主要依托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该机场2016年吞吐量高达8365万人次,仅次于亚特兰大和北京高居世界第三,显示出机场在专业化城市分工中的特殊地位。目前,阿联酋迪拜政府已经开始在迪拜修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机场,新迪拜国际机场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2亿人次。


应用

“边缘城市”规划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就是“特色小镇”。


所有超级城市形成的巨大走廊之间的边缘地带,比如北京-天津之间的走廊;上海-苏州-南京走廊;上海-杭州走廊;香港/深圳-广州/佛山走廊等连绵都市地区,都非常适于形成类似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小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希腊的圣多里尼小镇那样“体量都不太大,但十分精致独特,建筑密度低,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


按照浙江做法,“特色小镇”实际上就是专业化的城市,其产业定位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力求“特而强”。按照省长李强的说法,特色小镇“定位突出‘独特’。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李强,2015)。” 小镇不追求规模,“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 


第二个可能的应用,就是衰败城市的复兴。

衰败的城市可以将其特殊地段,比如有历史价值的、景观价值的历史风貌区、特殊景观区,甚至老工业区重新改造,使其可以加入“核心城市”的分工链。如果有足够多的地段可以专业化,与发达地区分工,衰败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就可能创新复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衰败中的城市分解成一个个专业化的功能,分别同发达地区分工。这个办法同样可以用于“核心城市”内部的文化保护区等以前被视作必须拆除改造的地段。历史街区、受保护的文物建筑,都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设计,与城市其他部分建立起高附加值的分工关系。


第三个可能的应用,就是低生态承载地区城市化。

新疆、青海、西藏这样地广人稀辽阔地域的城市化。由于自然禀赋(水资源、耕地资源的离散分布),特别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得人口的空间集聚几乎不可能。对于这些地方的城市化,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城市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城市“小”并不意味着“落后”。欧美国家的实践表明,只要能与高水平的核心城市群分工,小而专的“连锁城市”,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人均经济水平。


第四个可能的应用,就是类似红皮村这样无数的特色村落。

在货币化的大潮里,依赖邻里关系互保的农村社会必然衰落(赵燕菁,2016)。寻找这些村落的独特性,然后将其嫁接到“核心城市”的分工链上,这些村庄就可能在城市化2.0阶段复生。在这样的城市,新的功能(如旅游)可以和传统功能(如农业、畜牧业)共生,消失的文化会负载在新的商业载体上找到新的意义。


所谓城市化,就是从自给自足到货币分工生存方式的演变。无论居住的空间在哪里,只要参与大半径的商品分工,就是“城市化”。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人口多寡,而在分工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只要能在乡村同最发达的地区分工,即使人口不多,也可以实现高水平的“城市化”[7] 。


现实世界的城市远比模型来的复杂。多数城市是位于一个从“核心”到“边缘”的连续谱系之间,其方向选择上要远比位于城市谱系两端的城市更加困难。对于这些城市的规划就要综合运用规模竞争和专业化竞争方法的组合。“边缘城市”模式一旦在政策上打通,具有寻找专门化功能并设计对应商业模式、筹集资本、设计建筑的运营公司就会应运而生。各类藏之于山野荒原、海岛沙漠的特色地域,就会被发掘出来,成为有价值的城市空间。理论上讲,所有具有地域独特性的乡村,都可以通过“边缘城市”的规划方法找到一条就地城市化路径。


07 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入2.0阶段,“边缘地区”同“核心地区”分离并形成不同的增长模式。根据新的增长模式为“边缘地区”量身定做新的规划方法,就变得极为迫切。尽管本文试图推导出一些“边缘地区”城市规划的一般特征,但真正可操作边缘地区的规划方法,只能在大量的实践中才能形成、完善:1)创造成功的范例。不但设计上要成功,而且财务上也要成功(比如莫干山的设计和运营);2)总结成功范例。空间设计模式和财务运营模式;3)教学成功范例。进入大学教科书,城市和传统规划设计一样的教学内容。培养出大量能够应用这一规划理论和方法的规划师。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边缘地区”规划绝不仅仅适用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规划也必须增加与“边缘地区”分工的内容。城市化2.0阶段,城市间分工的影响相比城市化1.0阶段会显著增加,城市规划的内容也必须随着补充和完善。如果我们把视野投向全球化的世界,“边缘地区”规划的方法一样适用于被卷入与全球化的发展中世界的规划,这就使得“边缘地区”规划的探索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年2月6日

2.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

3.John Friedman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Published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66.

4.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 Vol.7, No.1, February 1962, p.1.

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1999年版(2001年批准)

6.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

7.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今日浙江》2015年24期 

8.朱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恺:”蔓藤城市”是一种新型田园城市的规划模式,2017年01月22日 来源:人民网-房产频道

9.“蔓藤城市:崔愷的跨界实践”《中国建设报》2017-01-18

10.文文:复古马帮,重塑美学,大不六文章网,2015-08-15

11.赵燕菁: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学术月刊》2016年第09期

12.赵燕菁:国家信用与土地财政,《城市发展研究》,2016第12期,1-21

13.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


注释

[1]用科斯(1988)的原话讲,就是“是由生产要素中在既定活动中的所得与在最佳活动中的所得的差额构成的。” 

[2]宁可采取饥饿销售,也不转入规模生产

[3]也可以购买服务。

[4]“叶”与“叶”之间的耕地、水系、林地可以自持也可以由政府收购佃租其它农民。可按照达到不同环境景观标准的,从运营公司分红。

[5]是一个人不断长大,而不是另一个人的出生

[6]该规划曾获全国城市规划二等奖

[7]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欧美“小城市”乃至村庄比我们大城市有更高水平“城市化”。